等杰克竖起大拇指示意。好,收到。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祷告。
主啊,我们感谢祢,因为祢是那配得的一位。主啊,今天早晨我们思想祢,就看见只有祢是配得的。而我们竟能称祢为我们的弟兄,这是何等的福分。
我们感谢祢,因为祢没有留下我们独自一人。我们有一位长兄,与我们同行,保守我们,作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,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祢的话语面前,仰望祢亲自与我们同在。
主啊,我们愿意继续来看耶稣见证的历史。这一切实在都是关乎祢。我们愿意不断更多认识祢,思想祢历世历代所成就之伟大工作的丰满,也思想在这末后的日子里,祢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
我们感谢祢,因为我们能够将自己献给祢,让祢在我们各人的心中和生命中作工,使祢的见证借着我们照耀出来,叫祢得着荣耀和尊贵。奉祢的名祷告。阿们。
我想先和大家读一段经文,就是以弗所书 3:17-19。在我看来,这段经文确实说出了十九世纪的光景。这一次,以及接下来一两次,我们大概都会来看这个世纪。
使基督藉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,
使你们既在爱中扎了根、立了基,
就能和众圣徒一同有力量去领会那阔度长度高度深度是什么,
并且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,
好叫你们得以充满、达到上帝一切的丰满。
你们知道,在我们将要考察的十九世纪,实在能看见上帝的爱,以许多奇妙的方式丰满地彰显出来。
我们看见这爱的高度,因为那时有一个启示,人们开始稍微看见教会究竟是什么,看见我们在基督里蒙召进入的真实合一,以及教会属天的性质。我们被带到了一个高度。
同样,在十九世纪,借着开西运动和其他一些运动,我们也被带进上帝之爱的深处。这些运动教导我们认识内里的生命、更深的生命,以及我们与基督之间那交换的生命:基督在我们里面,我们也在基督里面。这个世纪中有这样一种深度。
我们也看见基督之爱所彰显的宽度,信徒们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彼此接纳。他们彼此站在一起,一同聚集,真正看见基督的爱在彼此之间彰显出来。
此外,还有基督之爱的长度。福音传遍世界,就显出了这爱所伸展的长度。福音原本主要在欧洲,后来传到了中国、印度和许多其他地方。我们看见上帝的爱伸展到那些在当时被称为“异教徒”的人中间,为此我们满了感谢。
我们来看十九世纪时,先借着一些重大的世界事件,稍微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,会有所帮助。我想把这些事情大致分成几类。
我们看见一些强权逐渐巩固。美国正在成长;拿破仑的权势达到顶峰;维多利亚女王和大英帝国也日益强盛。
此外,在这个世纪初期之后,也就是拿破仑去世以后,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,世界大体上处于一段和平时期。不像十八世纪后半叶那样动荡,当然,除了我们这个国家发生内战的那段时间。整体而言,当时有一种和平与繁荣的局面。
不过,我们也看见弗洛伊德及其著作;达尔文和《物种起源》;卡尔·马克思和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;还有尼采和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。“超人”的观念被提出来了。人已经没有什么用处,将有一个“超人”来取代人。
所以,虽然上帝在作工,同时也有一种抵挡的工作在进行。看看这四个人——弗洛伊德、达尔文、马克思和尼采——就能看见,四个被仇敌利用的人,可以对人类产生何等大的影响。直到今天,我们仍在承受这些影响,信徒也必须起来抵挡。
再从世界交往扩展的角度来看,世界各地开始变得更紧密。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出现了。现在,欧洲和美国能够彼此通信了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变革。
在美国,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了,那枚金道钉也在那时钉下。苏伊士运河同样使交通运输便利了许多。
如果你读过当时许多关于预言的信息,就会发现,那时人们往来各地比从前容易得多。他们真的认为主快要回来了,因为但以理书 12:4 说到末后的时候,有这样的话:
必有多人切心研究,知识就增多。
横贯大陆的铁路完工时,那枚金道钉被钉下,被看作一个很有预言意义的重大时刻。大家都说:“现在人可以在美国各地来往奔跑了。主快要来了。”
所以,我们看见,这些发展确实唤醒了人,使他们留意上帝正在作什么,以及祂继续要作什么。非常概括地说,这就是当时世界的大致情形。
不过,我们更关心的是,上帝的子民中间发生了什么。有许多重要的事情,今天早晨我们只来看头两项。
显然,那时对普世宣教的负担增加了;同时,在美国、欧洲和英国各地,也兴起了一些独立的聚会。下一次,我们大概会来看牛津运动——那是一场自由派运动——也会谈到我们此前很少涉及的俄国基督教、富尔顿街祷告会、开西大会,以及许多在那个时代服事、而我们今天仍从他们得益处的伟大传道人。
所以,这个世纪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我们看见上帝以奇妙的方式作工,向全人类彰显祂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
首先,我们从这场普世宣教运动开始。说到这些人,其实很难只挑几位。我在这里选了几位,但还有许多人没有列在这份名单上。
最先这三位——威廉·克理、马礼逊和戴维·李文斯顿——分别是印度、中国和非洲地区的开拓者。如果按他们劳苦所得的果效来衡量,没有一个人算得上所谓的“那么成功”。但他们所作的,是进去奠定根基。可以说,他们打破了坚冰,使后来的人能够跟随他们进入那些地方。
你们知道,我们喜欢用一种方式衡量成功,上帝却用另一种方式来衡量。这些人,就是那些率先进去的开拓者。
他们所面对的反对,不仅来自他们所要接触的异教徒,也来自教会内部。当时教会中许多人的态度,可以从威廉·克理准备前往印度时的一次面谈看出来。
他向自己聚会处的带领者表达这个负担,却突然被打断,有人对他说:“年轻人,坐下。你太狂热了。上帝若乐意使异教徒归信,祂会去作,不必征询你我的意见。祂不需要你的帮助,也能作成。”
好嘛,这可真是鼓励人出去的一番话!我的意思是,上帝掌权,这话当然是对的;但他们说这话的灵,却不是出于上帝,也不符合祂对祂子民的心意。不过,赞美上帝,这并没有拦阻威廉·克理。他仍然前往印度。
克理去了印度北部。在前一个世纪,摩拉维亚弟兄们已经到过印度南部,在那里有美好的见证;克理则是在北部。他所作的一件事,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印度许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。
克理有一句话特别摸着我的心。我想,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,这句话都非常适用:
我不怕失败;我怕的是,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取得成功。
你们知道,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体育成就、我们的爱好,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——我怕的是,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上取得成功。这是多么叫人受光照的一句话:真正让主居于祂应有的地位,让祂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。
克理确实进入印度,打开了那里的门,后来许多人跟着进去了。我们实在为他感谢主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马礼逊。他去了中国,在广州一带服事。当时他们受到限制,不能进入中国内地,只能留在沿海地区。
这些人所经历的,实在令人惊叹。马礼逊乘船前往中国时,船长对他说:“马礼逊先生,你真的指望能对庞大中华帝国的偶像崇拜产生什么影响吗?”
他回答说:“不,先生,但我指望上帝会。”
赞美上帝。他知道自己应当有怎样的眼光和态度。这对我们是个鼓励。也许你们有些人还在读书,或者正在工作,别人可能会问:“你真觉得自己能影响学校里的人吗?你能影响工作中的同事吗?”
我不能,但上帝能。为了祂的见证,为了祂的缘故,我们愿不愿意让祂借着我们作工?你们知道,关键就在这里。这就是这些亲爱之人的态度。
马礼逊在中国时,英国与中国就鸦片问题进行了许多交涉。马礼逊试图在英中之间斡旋,达成解决办法。后来他去世了,之后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。这已经超出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范围了。
不过,他确实将新约和旧约翻译成了中文。在中国的那段日子,他只看见十个中国人受浸。他付出那么多努力,在那里度过那么多年,是在为后来的人奠定根基。我们为此感谢主。
接下来,一位进入非洲的人是戴维·李文斯顿。李文斯顿既是探险家,也是宣教士。除了传福音以外,他还有一个目标,就是寻找尼罗河的源头。尼罗河究竟从哪里开始呢?
他到了那里以后,主要在今天称为赞比亚的地区旅行。他娶了另一位宣教士罗伯特·莫法特的女儿玛丽·莫法特。他们结婚十七年,后来她因疟疾去世。当时疟疾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妻子去世后,他再次回到非洲,一面探险,一面接触当地许多不同的人。他患过肺炎和疟疾。读到这些人的经历,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疾病,你会发现,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服事。
这些早期宣教士中,身体强健、精力充沛的人并不多。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,肺炎、疟疾或其他疾病,往往已经使他们的身体十分虚弱。尽管身体状况如此,上帝的恩典仍托住他们,这本身就是一个见证。
世人提到李文斯顿,最熟悉的事之一,大概就是斯坦利前来找到他。斯坦利一直在寻找他,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李文斯顿探险的消息。
有一个故事说,斯坦利见到他时问:“想必您就是李文斯顿医生吧?”他可是非洲唯一的白人啊,所以——不过,没人十分确定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,因为斯坦利把它写进日记,后来又删掉了。所以我们并不知道。
李文斯顿最终在那里度过余生。他死于疟疾,以及痢疾所引起的内出血。
现在,容易感到不适的人,请暂时捂住耳朵。他在那里深受尊敬,所以他去世后,当地人取出他的心脏,埋在赞比亚,那里至今仍有纪念标志。随后,他们将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,运回英国。他其余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。
好了,刚才觉得受不了的人,现在可以重新听了。
我很欣赏李文斯顿,以及他对服事主所持的价值观。他说:
对于我已经拥有或将来可能拥有的任何东西,除非它与基督的国有关,否则我都不看它有什么价值。
而当他思想自己蒙召前往非洲时,他说:
如果受地上君王的差遣被看为一种荣耀,那么受天上君王的差遣,怎么会被看为一种牺牲呢?
人们谈论我将大半生花在非洲所付出的牺牲。我郑重地说,这绝不是牺牲,而是一种特权。
你们知道,这才是那样的生命。我们会说,自己可能必须放弃这个、放弃那个;但这些人是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了。他们对于主在自己生命中的呼召,有一个属天的异象。他们看见基督,思想祂,祂对他们是实际的。
单凭一个观念,是无法经历这些事情的。他们对祂有一种特别的认识。我们实在为他们感谢主。
接下来这一位,我们比较熟悉,就是戴德生。他能够更深入地进入中国。
戴德生出生时,他的父亲祷告说:“主啊,求祢使他将来能在中国为祢作工。”他出身于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。从他出生起,家人就切切地将他交托给主。
二十一岁时,他乘船前往中国,抵达南京这个通商口岸。由于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,沿海有一些港口允许外国人进入,主要是为了商业和贸易。这样的港口有五个,称为通商口岸,但人不能进入中国其他地区。
戴德生所作的一件突破性的事,是他到了那里,看见一些西方宣教士仍然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。他们与中国人分开居住,并试图使中国人西方化。
但戴德生从主那里觉得,要把福音传给他们,就应当到他们中间,与他们一同生活。因此,他开始穿中国人的衣服,留起辫子,学习讲中文,住在他们中间。他没有把自己与他们隔开,而是认同他们。
他要让他们知道,基督认同他们;因此,他也要认同他们,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。
他在宁波开展了一项宣教工作,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。他娶了玛丽亚,她同样对中国怀有极大的热忱。他们刚结婚时,心志十分迫切,结果两三年就耗尽了精力,不得不回英国休养一段时间。
他在英国时,对中国的负担再次临到他。就是在那时,他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内地会。
一年后,他带着家人,以及召集起来的十六位内地会宣教士,从英国乘船出发。
他为中国内地会所订立的原则,对我们来说也许听起来并不那么惊人,但在当时却是突破性的。
他们实在仰望祂,以祂为主,为他们的供应者。赞美上帝,纵观戴德生和中国内地会的历史,主一直尊重这样的信靠。
他也希望中国内地会的工作在中国受到监督,而不是由海外的总部来管理。宣教工作往往受到英国或美国总部的监督与控制,可是那些人并不知道当地实际发生了什么。他看见,带领的人必须就在当地。
此外,他们要向中国内地推进。在中国,很大比例的人口住在沿海,像上海和沿海各个城市,今天也差不多如此。而在广大的内陆地区,人口就没有那么密集。
当时大多数宣教士都留在沿海,但戴德生对中国内陆的人有负担,也包括那些更加艰难的地区。这就是他想要去作的。
他还说,他们在中国人中间,不仅要讲中文,也要继续穿中国服装,并在中国式的建筑里敬拜。有些人到中国以后,会把伦敦式的教堂建筑搬过来,在中国照样盖一座。
他说:“不,我们既然在中国,就应当像中国人。”无论你在哪个国家,如果当地有某种建筑风格,就采用那种风格,不要把另一个国家的东西搬进来。
在当时,还有一件非常突破性的事,就是承认单身姊妹完全能够担任宣教士。那时人们不这样认为,但戴德生看见,单身姊妹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出去服事,她们的服事很有价值。其中许多人蒙主奇妙地大大使用,传扬福音。
戴德生继续往前的时候,发生了一件事:1869 年,他经历了自己所称的“交换的生命”。在此前所有的服事中,他从未进入安息。他总觉得,自己必须向主证明些什么。
他一直在挣扎。他想得着信心,想成为忠心的人,实在竭力奋斗,要讨上帝喜悦,要在祂里面得安息,与祂相安。但他始终找不到这个安息之处。他的一切努力都使自己精疲力竭。
最后,他找到了交换的生命。他在给姊妹的一封信中概述了这段经历。他在这里相当坦诚:
当我心灵的痛苦达到顶点时,亲爱的麦卡锡来信中的一句话,蒙主使用,除去了我眼上的鳞片。上帝的灵向我启示了我们与耶稣合一的真理,这是我从前从未认识过的。
麦卡锡是另一位内地会宣教士。赞美上帝,戴德生看见了这个合一。他开始看见,自己在基督里面,基督也在他里面。这带来了加力与释放。
他说:
麦卡锡也曾因同样的失败感而深受困扰,但他比我先看见了亮光。他写信给我说:“可是,怎样才能使信心得着坚固呢?不是竭力追求信心,而是安息在那位信实者身上。”
他进入了安息。他开始安息在主里面,不再竭力增强自己的信心,不再像那辆小火车一样:“我知道我不行,我知道我不行。我必须有更多信心。”当他看见主所是的丰满,以及祂所成就的一切,他就进入了安息。
他继续说:
我读着读着,就全看见了。“我们纵然失信,祂仍是可信靠的。”我仰望耶稣,就看见了。而当我看见时,哦,喜乐是何等涌流!祂曾说:“我决不撇下你。”啊,这里就有安息!我想:“我曾徒然挣扎,要安息在祂里面。现在我不再挣扎了。因为祂岂不是已经应许,要与我同住,永不离开我,永不辜负我吗?”亲爱的,祂永远不会。
赞美上帝,他进入了这样的安息。由此就有了那本小册子《交换的生命》。许多信徒的生命,都借着这个交换的生命得着改变。戴德生经历了这个转变,进入在基督里的安息,住在基督里面,尽管生活中仍有各种艰难和挑战。
这是他极宝贵的职事。主向他启示的一切,以及他能够将这些分享出来,都使我们深深受益。
令人难过的是,此后他亲爱的妻子玛丽亚于 1871 年去世。后来他再婚,娶了另一位姊妹范珍妮,她也是在那里服事的宣教士。那时,中国内地会已经发展到大约五十二位宣教士,并继续向内地扩展。
戴德生绘制了中国的地图,查看各个省份,希望安排一些宣教士到每一个地区去。
1885 年,一群被称为“剑桥七杰”的人来到中国。其中最有名的是司徒德。七杰中还有一位,在戴德生退休后,接续带领中国内地会。
剑桥七杰是七位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年轻人。他们都出身于非常显赫的上层家庭,是医生、律师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。主借着戴德生的服事摸着他们的生命,他们就放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,迁居中国,服事主。
他们非常有名,所以在出发之前,到英国和不列颠群岛各地分享时,总能吸引大批听众。也许这使他们有些飘飘然,因为在前往中国的漫长航程中,他们不肯学习,反而祷告,求主以超自然的方式赐给他们中文。
他们对主很有信心:“主啊,我们不必学中文。祢会教导我们。求祢赐给我们说中文的舌头。”不过,主并没有这样作。他们到了中国,还是去学习了。好吧。
但你会欣赏他们的热心,以及他们对祂的信靠。也许他们确实有一点自高,但主有办法使他们谦卑,并使用他们。
可悲的是,后来大约在 1900 年,发生了义和团事件。这是一场大规模反对外国人的运动,带有反外、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的性质。中国某些地区有一群人,被称为“义和团”,四处杀害西方人。
五十八位内地会宣教士被杀。总共有大约一百三十六位宣教士遇害,此外还有罗马天主教的神父、修女,三万名中国天主教徒,以及几千名中国新教徒。我们并不确切知道,其中哪些人真正认识主,但这确实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。
这是对西方化进入中国的一种反抗,他们说:“不。”
不过,戴德生仍忠心地走过这一切。后来他去世,安葬在中国湖南。这个人在年轻时就得着一个远大的异象。他寻求主,主也尊重他。
我很欣赏他的几句话:
上帝不是在寻找有伟大信心的人;祂是在寻找平凡的人,来信靠祂伟大的信实。
你们知道,关键就在这里:祂的信实。
上帝的工作有三个阶段:不可能、困难,以及完成。
起初是不可能,接着变成只是困难,然后就完成了。这就是上帝的工作。为此赞美上帝。
戴德生也说:
使我们发怨言的,与其说是难处太大,不如说是我们的心灵太狭小。
在他所处的国家,以及他面对的艰难环境中,实在有很多发怨言的机会。他们有理由抱怨。但他看见,问题不在环境,而在自己的心灵狭小,在于自己实际进入主里面的程度太有限。这改变了他的态度。
他还说:
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:我们的所是,比我们的所作更重要。
基督在我们里面——我们的所是,远比我们的所作重要。正如我们看先知哈该时所提到的:信息就在传信息的人身上。关键就在这里。主渴望祂的生命成形在我们里面。祂对这件事的关注,远超过我们正在作什么。
有时候,我们却把服事,把“作事”,放在一切之上。
玛丽·斯莱瑟一生敬仰的人是戴维·李文斯顿。他是她整个生命的激励。她去了今天称为尼日利亚的地方,到卡拉巴尔服事。后来,她在那里享有极好的声誉,被称为“卡拉巴尔的白人女王”。
她成长的环境十分艰难。父亲酗酒,她被迫到工厂工作,无法接受教育。但大约二十八岁时,她独自乘船前往尼日利亚,作宣教士和教师。
除了生病以后几次回国休养,她几乎在那里度过余生。她设立了多个工作站,并赢得了当地非洲部落酋长的尊重。
因为得着他们的尊重,她得以成就的一件事,就是制止杀害双胞胎婴儿的习俗。按照当地的迷信,若生了双胞胎,他们就认为这是受了咒诅。他们认为,两个孩子中有一个的父亲是魔鬼。
他们无法分辨哪一个双胞胎是魔鬼所生,哪一个是正常出生的,所以就把两个都杀掉。
一天晚上,她在一个部落聚居地外面,发现了一对裹在毯子里的小双胞胎。人们会把双胞胎丢在树林里,让野兽吃掉。她救下了这对孩子,发现了事情的原委,就开始向部落酋长提出质问。
她身材小小的,却会当面追问他们:“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作?”他们渐渐尊重她。有时候,周围各部落的酋长聚在一起开会,也会邀请她参加,让她就他们应当作什么、不应当作什么发表意见。
想想这位小个子的女士,她所拥有的乃是上帝的能力。
她在尼日利亚还制止了另一种习俗,就是喝毒药来证明清白。当地有一种有毒的植物。如果他们审判一个人,却不知道他是否有罪,就会说:“好,喝下这个毒药。你若是清白的,就不会有事。”
可是,既然是毒药,有罪无罪就没多大分别了——人都会死。所以,她最终使他们停止了这种做法。
她去世时,已经如此广为人知,以至于英国和尼日利亚为她联合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国葬。
我很欣赏她的一种心志。许多人会说:“你不过是独自一人的单身女子。”她却说:
我为什么要惧怕?我肩负着君王的使命。我正在服事万王之王。
有些人强调她作为女性所展现的能力,她却说:
当你想到这个女人的能力时,你忘记了这个女人之上帝的能力。我会继续往前。
她到那里,并不是为了作妇女解放者。她到那里,是为了代表主。她看祷告是上帝为着服事而放在我们手中最大的能力。
祷告比作事更难——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。但推进上帝国度的动力,正是在祷告这条路上。
赞美上帝。有时我们会忙个不停,作事可能比祷告容易。我们需要停下来,作祷告的人。
此外,还有司徒德,这位著名的英国板球冠军。借着他的父亲,慕迪在主里的信息给了他挑战。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剑桥七杰之一。
父亲去世后,他继承了父亲全部的遗产——数以百万计的财富——却将这些全都送了出去,献给了主。他先去中国,后来去印度;到了 1910 年,又前往非洲,到了当时称为比属刚果、今天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方。他在那里服事,直到去世。
司徒德是英国著名的板球运动员。这对我们来说,也许没有太大感觉,但大致就像斯蒂芬·库里或汤姆·布雷迪放下一切,离开赛场。当时就是那样的分量。
我很欣赏他对失丧之人的热心:
有人愿住在教堂或礼拜堂的钟声之内;
我却要在离地狱仅一码之处,开设一间救援站。
他到那里,是为了抢救他们。他说话相当直率:
基督不要那些在可能之事上浅尝辄止的人;祂要那些抓住不可能之事的人。
我很欣赏他的争战精神:
我祈求,当我死的时候,整个地狱都会开宴庆祝,因为我终于不再参与这场争战。
他要作一个战士。他说:“我要奋战到一个地步,甚至我死的时候,地狱都会庆祝。”
他还说:
真正的基督教就像天花。你若得着了,就会传给别人,而且会不断传开。
好,这就是福音传扬出去的情形。
接下来,我们来看艾米·卡迈克尔。许多人熟悉她和她的著作。她很年轻时,就决定跟随耶稣。
大约十八岁时,她在贝尔法斯特,为那些被称为“披巾女孩”的人设立了一处名为“欢迎之家”的地方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她们“披巾女孩”吗?她们在衣裙外面裹着披巾,因为买不起外套等衣物。这些女孩在纺织厂工作,处境实在如同奴隶一般。
后来,有人请她搬到英国曼彻斯特服事,她在那里开展了很有果效的福音工作。她在开西听见戴德生分享宣教生活,就踏上了第一次宣教旅程,前往日本。
她因病回到英国。后来,1895 年,她迁往印度服事,住在印度南部一户姓沃克的人家中。他们教她当地的语言。
1901 年,她创办了多纳沃团契,救助年幼的女孩。当时,印度有些小女孩被送进庙宇,在那里作庙妓。
有一个小女孩名叫普丽娜,原本就在庙里。艾米·卡迈克尔那时渐渐知道了庙里所发生的事。普丽娜从庙里逃出来,到艾米那里躲藏。当时,她还没有开始这项工作。
卡迈克尔知道,自己不能就这样把她送回去。因此,她开放了自己的家,后来就有了多纳沃,保护这些小女孩。
这是一项极大的工作,也确实与当时的文化相冲突。在印度旧有的种姓社会中,许多年幼的孩子不是被卖掉,就是被遗弃。她们被送进庙里,供祭司淫乐,也成为那些神明名下的赚钱工具。这实在很悲惨。
后来,她又增设了一处收容小男孩的家。令人难过的是,1931 年发生了一场严重意外。她正在查看一块地方,考虑是否购买那里的建筑。有一条沟原本应该填平,却没有填好。
她跌了进去,摔断了腿和脚踝,髋部和背部也严重受伤。从此,她余生都卧病在床。但就在这样的处境中,产生了《荆棘中的玫瑰》等许多宝贵的书,鼓励了许多人。
她虽然卧病在床,服事却没有停止。在人看来无能为力的状态中,她仍继续服事。最后,她于 1951 年在多纳沃去世。
她从年轻时就开始照顾这些人,后来年纪渐长,大家称她为“阿玛”,意思就是妈妈、母亲,一位温柔慈爱的母亲。
她有这样一句话:
你可以给予而没有爱,却不能有爱而不给予。
她还说:
撒但比我们认真得多。当我们还在盘算要付出多少代价时,它已经把机会抢去了。
以下是她用来检验自己是否有主之爱的几句话:
如果别人的称赞使我得意,别人的责备使我消沉;
如果我在被误解时,不能安然忍受,而非要为自己辩护;
如果我爱被人爱,胜过爱人;爱被人服事,胜过服事人;
那么,我对于加略山的爱,便一无所知。
她说,自己宁愿燃尽,也不要锈坏。她愿意不断为主燃烧。
她将这方面的祷告写成了一首短诗:
赐我能在前引路的爱,
不被任何事惊退的信,
不因失望而疲倦的望,
如火一般燃烧的热忱。不容我沉沦,成为一块泥土;
上帝的火焰啊,使我成为祢的燃料。
她愿意一直燃烧,以一种极其宝贵的方式,为主火热。这就是她。
我们看过这些不同的人,就看见主在上帝的爱中走得何等长远,也看见祂如何奇妙地得着他们的心。
与此同时,主也在世界各地以许多奇妙的方式运行,兴起各样独立的聚会。
这有几个因素。首先,这是我们此前所看见、遍及美国和英国的大觉醒所结出的果子,许多人真正归向了主。此外,圣经更容易取得,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人们能够阅读,能够拥有自己语言的圣经,并且亲自读它。
因此,人们开始看见,上帝对于祂子民聚集在一起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。许多人开始聚集。他们不必归在某个名称之下,也不必采用某种特定形式,而是可以单纯地在主里面聚集。
事实上,1818 年,纽约市有一群人发出一封信,刊登在许多报纸上,希望找到与他们一样聚会的人。两三年内,他们收到了来自美国、英国和欧洲的四十多封回信。
这些群体与他们一样,单纯地围绕主的桌子聚集,单纯地活在主的话语里,为祂作见证。
在苏格兰、威尔士、英国其他地方以及欧洲,主使用了不同的人,切实传扬祂的话。我们为他们起初那清楚的见证感谢主。大体上,他们忠心持守了约一代人的时间。
可惜,其中许多后来又成了宗派。苏格兰原本独立开展的工作,最终成为苏格兰自由教会,与官方教会相对。甚至在美国,一些最初只是单纯自行聚集的人,后来也成了基督门徒会、基督教会,以及其他各样团体。
对我们来说,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弟兄运动了。我暂且使用这个名称。他们起初并不这样称呼自己,只彼此称为弟兄。但因为他们彼此称为弟兄,人们就称他们为“弟兄们”。
人们越来越意识到,需要在各地活出真实的团契,以主为根基,而不是以教会会籍为根基。有些亲爱的弟兄到不同教会探访,却发现,除非成为那个教会的会员,否则就不受欢迎,也不能参与。
但他们从圣经里看见,还有另一条路。
1825 年,爱德华·克罗宁和亨利·哈钦森在克罗宁家里一同擘饼。与此同时,在都柏林的另一个地方,约翰·帕内尔等人也在聚会。他们与安东尼·诺里斯·葛若弗、克罗宁、威尔逊等人联合,后来搬到哈钦森家中聚会。
都柏林的这两个群体,终于在 1827 年彼此认识,并开始一同聚会。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,有医生,有律师,也有我们所说的普通百姓。但他们彼此只称弟兄,不以名号或头衔相称。
那段时间,也有一些预言研讨会举行,起初是在亨利·德拉蒙德主持下,于奥尔伯里召开,后来则在鲍尔斯考特庄园举行。
鲍尔斯考特庄园属于鲍尔斯考特夫人。她有些像前一个世纪的亨廷顿夫人,是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妇,对主有心,完全奉献给祂。
德拉蒙德关于预言的教导激励了她,她也认识了弟兄们。她在自己的庄园举办聚会,弟兄们就在那里相聚。她非常支持他们。
那就是她的“小房子”。西西莉亚,你去过那里,对吗?西西莉亚在这里吗?好。是的,她去过。现在那里其实还开放参观。
鲍尔斯考特夫人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女士。她差一点嫁给达秘。关于他们是否正式订过婚,各种说法不一;不过,许多弟兄因为上帝在达秘生命中的呼召,劝他不要与她结婚,于是他就结束了这段关系。
因此,有人认为,她可能因伤心而去世,因为她三十六岁就离世了。我们并不知道是否如此,但我们确实看见,主在那个时候大大使用她,帮助了弟兄们。
接下来,达秘出现了。1828 年,他开始在都柏林与他们一同聚会。那时,他写了一本关于教会的小册子,是这方面最清楚的论述和见证之一,名为《论基督教会的性质与合一》。
这本小册子说明了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,以及教会真实的属天呼召。达秘的著作不总是那么容易理解,但在这里,他的负担却表达得十分清楚。他概括并准确表达了上帝所启示的呼召。
实际上,在整个英格兰和爱尔兰,其他类似的聚会也开始出现。
1829 年,葛若弗动身前往巴格达和印度。他感受到主的呼召,里面也有印证。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。在巴格达的一场瘟疫中,他失去了妻子和最小的孩子,但仍继续前往印度。
葛若弗被称为“信心宣教之父”,因为他不向人要钱,也不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别人。他只管往前,知道上帝必供应,而祂也确实供应了。
1832 年,达秘搬到普利茅斯。那里成为最有名的一处聚会,所以人们常用“普利茅斯弟兄会”这个名称,来统称所有这些弟兄。
同时,乔治·慕勒和亨利·克雷克开始在布里斯托尔的毕士大礼拜堂服事,不久之后就开办了第一所孤儿院。罗伯特·查普曼则搬到巴恩斯特珀服事。稍后我们会再多谈一点罗伯特·查普曼。
达秘接受越来越多的邀请,前往欧洲,在瑞士等地停留。七年以后,他回到普利茅斯的聚会,指控牛顿所传讲的一些内容是异端。
六个月后,达秘宣布退出那里的聚会。后来,达秘说:“我已经等了六个月。”罗伯特·查普曼就对他说:“你应当等六年。”
查普曼就是我们稍后会提到的那位“爱的使徒”。达秘离开那处聚会不久,就与另外一些弟兄在普利茅斯开始了另一处聚会。
到了 1847 年,也就是两三年之内,已经有人向牛顿指出他的错误。牛顿不是一个表达很清楚的人。他的话很晦涩,也就是说,他说话的方式不太清楚。
你若喜欢牛顿,就会从一个角度理解他的话;你若不喜欢他,就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。但当这些问题被指出来后,他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和一本小册子,承认自己曾犯下一些教义上的错误。
可悲的是,即使他悔改了,也谦卑下来,那些指控他的人仍然拒绝他,不肯重新接纳他。
在我看来,这是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事情之一。他想要悔改,别人却不接受他的悔改。弟兄姊妹,当我们开始评断一个人的悔改时,就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滑坡。
只有上帝能作这样的判断。可惜,纵观历史,许多时候,有人已经悔改,别人却不接受那份悔改。弟兄姊妹,当我们开始评估、审判一个人的悔改是否真实时,这就是一条危险的滑坡,实在令人痛心。
这也正是团契的价值所在。爱能遮盖许多的罪,爱是恒久忍耐。真实的事,在主的时候必会显明;不出于祂的事,也必会显明。
我真希望达秘当时能再等一等。也许他们能够有更多交通。我并不知道所有详细情况,但这件事是有出路的。我唯一知道的,就是在主里面,这件事有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。不一定非得发展成这样。
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找到主的道路,使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呢?
两年之后,有两位从普利茅斯来的弟兄,探访了慕勒和克雷克所在的毕士大礼拜堂。达秘听说以后,就写信给毕士大,说既然有人来自普利茅斯的聚会,而他认为那里有异端,毕士大就应当将他们排除在团契之外。
毕士大起初没有回复,达秘又写了一封信。后来毕士大回复说:“我们是另一个地方的聚会,不会审判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。如果有人把异端带到我们这里,我们就会加以判断。”
达秘不同意这个结论,于是将毕士大会众逐出团契,并表示,凡到毕士大聚会的人,就不能到他那里聚会。
这在弟兄运动内部造成了极大的分裂。令人痛心的是,那起初如此美好的见证,竟在二十年之内成为历史上最短暂的见证之一。
仇敌如洪水般涌入,但开门的却是人的血气。达秘与牛顿之间有血气。无论他们在性格上有什么差异,是血气打开了门,仇敌就乘虚而入。这是何等悲惨。
这场分裂形成了今天所说的开放弟兄会和闭关弟兄会。开放弟兄会更多与慕勒及和他一同聚集的人站在一起;闭关弟兄会则更多与达秘站在一起。这种分别延续至今。
可悲的是,开放弟兄会中的某些人,可能越来越开放,什么都接纳。开放到一个地步,连见证也失去了。
闭关弟兄会那一边,则越来越封闭,不断将不同的人排除在外。有些关于闭关弟兄会的记述说,有人到了晚年,聚在一起的只剩一位弟兄和一对夫妇,无法再与任何其他人交通,因为没有人符合他们的标准。
一旦你在这里划了一条线,接着又发生一件事,你就再划一条。这样就不断划下去。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大悲剧。
我们这里的聚会受到过弟兄运动的影响,这也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它的一个原因。但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功课,是我们必须学习的。
在这个房间里,我们有不同的意见、思想和性格。这里可有不少造成分裂的机会,对吧?
但我们在一起,只有一个原因,就是基督。那张桌子——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。
我们不是因为相信这一点或那一点才来到这里。对于主的再来、聚会应当怎样组织、音乐应当怎样安排、孩子应当怎样教导、应当读什么书,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理解。
人人都有自己各方面的想法。但我们必须看见,我们的合一是在基督里面。我们必须为这合一争战。
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合一,在这充满攻击的日子,这合一正在受到攻击。我们必须竭力为它争战,否则,这里会有一两个被掳去,那里又有一两个被掳去。
弟兄姊妹,我们是为着彼此的。这是一场极大的争战。我们离完全还远得很。我们这里是什么人?满屋子都是罪人。满屋子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。就是这样。
说到底,当我们面对在基督里以和平的联索持守圣灵所赐合一这个实际时,我们对这件事、那件事所拥有的知识,实在没有多大价值。弟兄姊妹,问题就在这里。这才是我们必须竭力追求和持守的。
我们必须持守,使这些比较年轻的人,若主迟延不来,将来还能有可以进入的实际,使他们能够进入主的美善。
读历史时,你会发现,阅读弟兄运动历史的一个挑战,就是要分辨,你读的是开放弟兄会写的历史,还是闭关弟兄会写的历史。
开放弟兄会把达秘描绘成魔鬼,闭关弟兄会把达秘描绘成圣人。那么,达秘究竟是谁?达秘就像我们每一个人。
我们是圣徒,但我们也是罪人。他是一位伟大的属上帝的人,却也有很大的缺点。倪柝声、史百克,无论你提到谁,都是伟大的属上帝的人,却也有很大的缺点。我们都有罪,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。愿我们在这里学到一些功课。
许多人熟悉乔治·慕勒,以及他在孤儿院方面所作的伟大工作。我这里只稍微提一下。你若想了解乔治·慕勒,我们这里其实有一位专家。去问鲍勃吧。鲍勃就是我们的“乔治·慕勒先生”。
我分享乔治·慕勒的时候,实在是战战兢兢,因为我知道鲍勃就坐在那里。现在我已经让他十分不好意思了。弟兄,请原谅我。
慕勒出生于普鲁士,在哈勒受教育。亲岑多夫曾在那里受教育,弗兰克也在那里开始了工作。慕勒来到伦敦以后生了病,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亨利·克雷克的弟兄,克雷克又将他介绍给弟兄们。
慕勒娶了安东尼·诺里斯·葛若弗的姊妹玛丽。后来,他们搬到布里斯托尔,在毕士大礼拜堂服事。他们去那里时,原先在那里服事的人是领取薪水的,但他们放弃了薪水。他们从来不领薪水。
1836 年,他们开办第一所儿童之家,收容三十个孩子。到 1870 年,他们已经有足够容纳两千个孩子和两百名工作人员的房舍。在他服事的这些年里,他们照顾并教育了一万多个孩子,也供应他们饮食。赞美上帝。
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向人募款、公开自己的需要,或举办筹款活动。甚至连委婉暗示也没有。
有个故事,说一位老传道人从不要求加薪,但他带领会众祷告时,会跪在讲台前,面向前方,让大家看见他鞋底上的破洞。慕勒连这种委婉的暗示都没有。
关于主的供应,有许多美好的见证。第一所儿童之家在威尔逊街,后来他有了那一大片建筑群,就是那些孤儿院。今天你仍然可以去参观。那里还在,鲍勃去过。哦,他们两位都去过。好。
慕勒有一句话,我很喜欢:
我的眼目不看雾有多浓,而是仰望那位掌管我生命中一切环境的永活上帝。
这句话源于他有一次横渡大西洋的经历。他约好要到魁北克讲道,船航行到纽芬兰附近海域时,大雾突然笼罩了整艘船。船长看不清前方,就说:“我们没办法航行,不能再往前走了。”
慕勒和船长交谈,知道船长是个信徒,就说:“那么,我们到你的舱里,到驾驶室去祷告吧。”
船长说:“这雾确实很浓,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去祷告。”
慕勒作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:“主啊,求祢开路;主啊,求祢打开通道。”大致就是这样。接着船长也要祷告,慕勒却拦住他说:“你不要祷告了。反正你也不相信。你不相信上帝能作这件事。”
他们走到外面,雾就散了。于是继续航行,慕勒也按时赶到魁北克赴讲道之约。
慕勒是一位大有信心、也大有祷告的人。他说:
信心不是在可能的范围里运行。人力所能作到的事,不能使上帝得着荣耀。信心开始于人的能力穷尽之处。
慕勒是个严谨的德国人,记录保存得非常好,非常详尽。在他的日记中,他记载了服事孤儿院期间,五万多次祷告蒙应允的经历。他写道,其中有三万次,是在祷告后一天或一个小时之内就蒙了应允。
有一个例子,那时孤儿院里大约有三百个孩子,正等着吃早餐,可是厨房里一点食物也没有。
慕勒把孩子们都带进来。他们坐下,准备吃早餐,但面前完全没有食物。他祷告说:“主啊,求祢供应早餐。”
这时有人敲门。门外是一位面包师。主清早就叫醒了他,感动他多烤一些面包,送到慕勒那里。他就照着作了,于是他们有了面包。
面包师刚离开,又有人敲门。这次是当地送牛奶的人。他的车恰好坏在孤儿院门口。他说:“你看,如果我把车留在这里,回去找零件修车,牛奶就会被人偷光。来,你们把这些牛奶都拿去吧。”
主就这样供应了早餐。他们有牛奶和面包可吃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例子,说明主怎样不断地以奇妙的方式供应他们。
至于弟兄运动中的其他人,我们已经提到过查普曼和麦敬道。我们这里有麦敬道的书,我推荐你们将这两套书收入自己的藏书:《摩西五经注释》和《宝库》。
乔治·卡廷写了一本福音小册子,叫《救恩的稳固、确据与喜乐》。这本小册子今天仍在使用,大概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广为流传的福音小册子之一。
还要提到詹姆斯·德克。他是弟兄运动中的诗歌作者。我们所唱的《基督颂歌》里,实际上有大约十五首是他写的。
查普曼被称为“爱的使徒”。他以如此美好的方式彰显爱,以至于人们说,全英国的人都知道他。
有人从澳大利亚寄信给他,信封上只写着:“英国,爱的使徒,罗伯特·查普曼。”邮局居然就把信送到了。他们真的送到了。
他实在是一个宝贵的见证。他一生的愿望是:
传讲的人很多,活出基督的人却不多。我的目标,是活出基督。
查普曼搬到巴恩斯特珀时,买了一所足够大的房子,用来接待那些疲倦的宣教士和主的仆人,作他们的避难所,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休息。他的家始终敞开,让人来住宿。
他家有一个惯例:只要你住在那里,晚上他就会请你把鞋放在房门外,然后替你擦干净,使你早晨有干净的鞋穿。
如果有人拒绝,说自己不愿意这样作,他也不肯让步。他有一句简单的话:
在我们这个时代,人们并没有彼此洗脚的习惯。与主这条命令最相称的做法,就是彼此擦靴子。
所以,你住在他家,就会有一双干净的靴子。那个年代,靴子可是很容易弄脏的。这是他服事人的一种美好而宝贵的方式。
尽管弟兄运动在二十年后显出了软弱,他们仍然恢复了许多宝贵的事物,使我们能够借着他们有所看见。
达秘的著作恢复了教会属天的呼召,以及基督身体的合一。他们也实际活出了所有信徒皆为祭司的真理。这不只是一个观念,而是实际的实行。
此外,人们对主第二次降临的认识,以及许多其他关于末世预言的真理,也得到了恢复。
我们来看这个世纪,就看见上帝的爱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彰显出来,显出这爱的长阔高深。
为的是叫我们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,得以充满,达到祂的丰满。这就是上帝之爱的目的。上帝的爱,是要吸引我们归向祂自己,充满我们,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祂。
我们感谢主,祂得着了一些能够使用的器皿:一方面,把福音传到许多异教之地;另一方面,把世界各地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,成为祂宝贵的见证,就是这些在基督的单纯里聚集的会众。
我们也能因此得着鼓励,继续往前。愿我们的心也重新被祂得着,在上帝的爱中扎根立基,使祂也能在我们里面成就祂所愿意作的。我们祷告。
主啊,今天我们实在带着敬拜的心来到祢面前。主啊,祢竟能得着一个器皿,使用他,装备他,使他合乎主人的用处,这总叫我们惊叹。
主啊,这些人大多不知道,自己的一生将会怎样。他们所作的,只是爱上祢,然后将自己交给祢,任祢使用。祢就照着自己的心意使用了他们。
主啊,这正是我们所愿意作的。我们盼望这爱在我们心中不断加深,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爱上祢。
主啊,愿我们成为肯让祢使用的人,使祢能在我们所处的日子里,照着祢的心意使用我们。
主啊,求祢保护我们,使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;也保护我们脱离仇敌。帮助我们有智慧,认识上帝恒久忍耐的爱,使我们成为加强祢见证的人,不在任何方面削弱这见证。
奉祢的名祷告。阿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