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场大复兴爆发了,不只在上海,也在全国其他地方。这场复兴持续了几个月,直到一件十分令人痛心的事发生。
对于他们所说的“圣灵的洗”,我们还是初学者,实在很无知。我们做了许多不对的事,也因此发生了一些悲剧。
这些悲剧发生以后,我们重新回到主面前,寻求主的面。感谢神,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。
这个功课就是:先有各各他,后有能力。
先有十字架,后有能力。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,把能力交在我们手中是危险的。但如果我们的肉体受过对付,这能力就能用来荣耀神。这就是我们当时在痛苦中学到的功课。
1937年,全面抗日战争爆发。1938年年中,倪柝声前往伦敦,与福克斯弟兄交通。
在那里,他与史百克弟兄有甜美的交通;他们在灵里十分契合。后来,他又应邀从那里前往丹麦。
就在丹麦,他传讲了如今举世皆知的信息,后来结集为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和《坐、行、站》。这些都是他当时所传讲的信息。
1939年7月,他回到上海。那时正值战争期间。
他知道战争会持续很久,所有同工在经济上的需要也会很大,因此觉得自己应该经商,具体来说,就是经营制药业。当然,也有其他一些情况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。
他盼望能用这家公司的利润来帮助同工。你们知道,在中国,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,同工们在经济供应上也十分困苦。到了战争期间,当然就更加艰难。
我的一位同工饿死了,因为我们不肯把自己的需要告诉任何人。只有神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有些同工一连许多天只能喝水。
所以,倪弟兄是怀着好意去经商的,但这却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暗点。
过了一段时间,到了1942年年底,上海聚会中负责的弟兄们停止了他的职事,不让他讲道。
他对我说:“我相信教会的神圣性。”
于是,他退下来了。他退到一座小山上,不是中国中部那座著名的牯岭山,而是武昌城外一座名叫鼓岭的小山。
在那里,他安静地为将来作预备。他开始购置一些房屋,打算将来用来训练年轻的工人。
那些日子,他忍受着孤立,默默地受苦。十字架的工作在他生命中作得更深。他不解释,也不为自己辩护。
从1942年到1948年,这些隐藏的岁月,正是神在他生命中作更深工作的岁月。
1948年4月,战争已经结束,他受邀回到上海,向那里的弟兄姊妹讲道。
在第一次讲道时,他说:
“我就像一个寡妇,有许多孩子。
为了养活他们,我再嫁了。
可是,我的孩子们却因此都不要我了。”
一切误会都消除了。他不需要解释,也不需要为自己辩护,合一的灵就回到了神的子民中间。当时我也在那里。
倪弟兄开始作他认为是自己一生使命的工作。他开始举办训练。
于是,1948年和1949年先后有了两期训练。同工们——年轻的工人、有潜力的人,以及负责的弟兄姊妹——聚集在那座山上,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密集训练。
训练从早到晚进行,每天三堂,每堂三个小时。倪弟兄一堂讲三个小时,下一堂再讲三个小时,第三堂又讲三个小时。
参加训练的人,每个人都要作见证。作完见证以后,大家就试着彼此帮助,指出其中的软弱。
最后,倪弟兄会十分忠实地告诉那位弟兄或姊妹,他在主面前觉得,对方生命中有什么地方需要改正。那几乎像是先知的说话。
第二期训练进行期间,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。共产党取得了中国的政权;靠着神的恩典,他们才勉强完成了第二期训练。
随后,倪弟兄避往香港。我当时也在那里,我们在一起住了几个月。
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回去。我们都劝他不要回去。他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,却仍觉得这是他的责任。他必须回去,所以他就回去了。
最初的一年半,没有受到什么干涉。中国的工作突飞猛进。
但在1951年4月,政府召集所有基督教领袖到北京,说明政府的宗教政策。
他们的解释是,根据临时宪法,人民有宗教自由。但这种宗教自由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的权利。
换句话说,如果你是反动分子、反革命分子、帝国主义分子,或共和国的敌人,你就没有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。
大家立刻都明白,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。
1952年4月,倪弟兄因某种缘故被命令前往东北。他在那里被捕,关进了哈尔滨的监狱。
从1952年到1956年,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准备控告他的材料。直到1956年2月1日,政府才第一次正式宣布逮捕倪柝声。
同年6月21日,他被押回上海,接受公开审判。他被指控犯有许多罪行。
其中一项指控,说他是一个间谍组织的总头目。换句话说,每一个聚会都是一个间谍小组,而这样的聚会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。
有人告诉我,在那次公开大会上,当他们指控他种种罪行时,他站在那里,一言不发。但当他们指控他是间谍总头目时,他否认了。
他知道他们会用这项罪名来控告他,因为按他们的说法,是不存在宗教迫害的。
他被判了最高十五年的刑期,后来又延长五年,总共二十年。他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一监狱。
他曾有一段时间被单独监禁,不准任何人探望。过了很久,他的妻子才获准每月探望他一次,而且始终有人监视。
他在狱中被分配的工作,是把期刊和书籍中的科学文章从英文译成中文。这就是他在监狱里的工作。
许多人问,有没有什么属灵著作从监狱里传出来。他是不被允许写这些的。
在他入狱以前,早在三十年代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,他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。他天生的心脏比常人小,后来却肿大到两倍。
许多夜晚,他只能坐在那里,不能躺下。很多时候,在站起来讲道之前,他还承受着剧痛。但主保守了他,也保守他度过了二十年的监禁。
1971年1月,他从上海市第一监狱被转到安徽白云山劳改营。
他的妻子于1971年9月去世。1972年6月1日,政府通知他的亲属——他在北京的妻妹——前去领取他的骨灰。
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去世的。他原本应该在1972年4月获释。
我们得到的消息、我们所听见的是,他们仍然要他写认罪书,但他拒绝了。
直到如今,我们仍不知道他是怎样去世的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确实知道:他离世以后,我们收到消息,说我们的弟兄至死忠心。
亲爱的天父,我们必须向祢说:惟有祢是配得的。历世历代这一切的死亡,这一切的事,祢都配得。历世历代所有活着的殉道者,祢都配得,因为祢是配得的。
神啊,我们的神,我们的主,我们的主人,我们所爱的,我们的王,我们的主,我们恳求祢:祢能照着祢心中的愿望,陶造一个瓦器;主啊,愿祢也这样作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。
主啊,我们祈求祢,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抗拒和反对,使祢能照着祢的旨意,按着祢的美意,陶造我们,塑造我们。
愿祢在教会中,在基督耶稣里,得着荣耀。阿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