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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God's Recovery Through The Lives of 5 Men - Count Zinzendorf © 2026 Christian Testimony Minist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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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God's Recovery Through The Lives of 5 Men - Count Zinzendorf
    God's Recovery Through The Lives of 5 Men - Count Zinzendorf
    Kaung, Stephen

    尼古拉斯·路德维希·冯·亲岑多夫伯爵的生平与事奉

    今天早晨,我们愿意一同分享另一位属神之人的生平。他的名字是尼古拉斯·路德维希·冯·亲岑多夫伯爵。

    欧洲游历与生命的奉献

    1719年春天,一位年轻的贵族应家人的要求,踏上了欧洲游历之旅。在十八世纪,贵族若没有经历这样一次游历,他所受的教育就不能算完整。他此行原是为了进一步研习法律、开阔眼界,并学习宫廷礼仪,使自己的举止更加文雅得体。

    然而,这位年轻贵族的兴趣却不在这些事上。他愿意出游,是因为他想结识不同宗派中属神的人。由于他的爵位、身份和品格,无论是王公贵族的宫门,还是神学家的书房,都向他敞开。

    旅途中有一天,他到杜塞尔多夫的一座美术馆参观。他在馆内观赏时,有一幅画特别吸引了他的注意。那是多梅尼科·费蒂所画的,名为《看哪,这个人》(Ecce Homo)。

    画中是主耶稣的头像。当然,那是画家的想象,但所描绘的是基督的面容。祂头上戴着荆棘冠冕,画的下方写着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:

    这一切,我都为你成就了;
    你为我做了什么?

    这位年轻人站在画前,默默思想。他承认,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于是,他当场祷告,求神带领他进入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交通;倘若他的心不情愿,就求神迫使他进入这样的交通。他求神指示他,应当在哪里、以怎样的方式事奉祂。

    这幅画如此深深地吸引着他,以致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,直到美术馆的管理员轻拍他的肩膀,说:“该离开了。”他回到旅馆,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神。

    从那时起,占据他心的就只有一件事。他说:“我只有一个热爱:就是祂,惟独是祂。”

    早年生活与家庭背景

    这位年轻伯爵的名字,就是尼古拉斯·路德维希·冯·亲岑多夫。他于1700年5月26日出生在德累斯顿。他的父亲格奥尔格·路德维希,是萨克森宫廷的重臣之一。

    他的父亲非常爱主耶稣基督。他的母亲夏洛特·尤斯蒂娜,是冯·格斯多夫男爵家的女儿,是一位学识丰富、敬虔爱主的妇人。

    儿子出生后不久,母亲就在家用圣经上写下了这些话:

    1700年5月26日,星期三,傍晚约六时,全能的神赐福给我尤斯蒂娜,将我的长子尼古拉斯·路德维希赐给了我。
    愿怜悯的父管理这孩子的心,使他在美德的道路上行走,无可指责。
    愿祂不容任何邪恶辖制他,使他的道路因祂的话而坚固;这样,无论在今世,还是在永世,一切美善都不至于向他断绝。

    孩子出生才六个星期,父亲就病危了。临终前,他为儿子祝福。当婴儿正在熟睡时,他说:“我亲爱的儿子,我愿意为你祝福。你已经比我蒙受了更多的福分,因为我就要到耶稣的宝座前去了。”

    父亲去世以后,母亲带着婴儿回到娘家。四年后,母亲改嫁给普鲁士军队的一位陆军元帅。于是,这个小男孩便留给外祖母照料,很少见到母亲。

    直到十岁,他一直在格罗斯亨纳斯多夫,由外祖母卡塔琳娜·冯·格斯多夫抚养。这实在是出于主,因为他的外祖母是一位非常敬虔、笃信神的妇人。

    当时,德国正经历一场信仰复兴。熟悉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,那就是敬虔主义运动。许多著名的基督徒,例如菲利普·雅各布·施本尔,都曾到格罗斯亨纳斯多夫的家中作客。

    因此,这孩子从小就接触到这些敬虔之人的种种影响。在他幼小的时候,这些影响便开始塑造他的情感和思想。

    亲岑多夫对童年信仰的回忆

    我们让他自己来说:

    在我十岁以前,人们悉心照料我,保护我不受邪恶的影响,并培育神恩典在我心中的工作。这样的照料,除了在一个秩序井然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中,恐怕别处是不可能有的。
    我可以诚实地说,自我有记忆以来,我的心就倾向于敬虔。即使有时骄傲、乖戾的情绪占据了我,或者因贵族身份而生的虚荣和愚妄的自负缠扰着我,我心中的爱也从未离开我的救主。
    对于祂在地上的一生,我心中始终怀着深切而温柔的关注。我非常喜爱那些古老而美好的教会诗歌,也极其喜欢听人在教会里歌唱。

    我与外祖母同住期间,发生了两件事,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我六岁那年,我的家庭教师克里斯蒂安·戈特利布·冯·赖歇尔牧师,在任教三年之后,向我告别。临别时,他向我讲了几句话,谈到救主和祂的功劳,也谈到我如何属于祂,而且单单属于祂。
    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,以致我长时间放声痛哭。就在那时,我坚定地立志:一生单单为那位为我舍命的主而活。

    我十分亲爱的亨丽埃塔姨母,常用充满爱、合乎福音的话语对我说话,竭力使我保持这样的心志。我向她敞开全部的心,我们便一同祷告,将我的情形陈明在主面前。我与她坦诚、率直的交往,使我受益极大,终生难忘。这种彼此信任、交流思想与感受的关系,促使我在往后的岁月里,竭力建立各种小组和团契,使人能够彼此信任、互相造就。

    我八岁那年,外祖母就寝前所唱的一首古老诗歌,使躺在床上不能入睡的我陷入了长久的思索。无神论者所能想出的那些最隐微、最精巧的推论,竟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,使我深感困惑。
    然而,这次试探却产生了一个好的结果:到了后来,当同样的诘难和推论再次摆在我面前时,我觉得它们十分浅薄、肤浅,对我的心思毫无影响。

    早期的属灵成长

    亲岑多夫的体质很弱,直到二十一岁才摆脱这种虚弱的状况。不过,他的思想非常活跃,领悟敏捷,记忆力也非同寻常。

    还不到四岁,他就已经领会了基督教教义的要点,并且将这些真理接受到心里;尤其是这个重要的真理:基督是我们的长兄,祂为我们死了。

    才四五岁的时候,他就会把孩子们召集起来,向他们讲述救主。到了六岁,他会召集所能找到的朋友,一起举行祷告聚会。

    有时,手里有了纸、墨水和笔,他便写下一张张字条,表达自己对救主的爱。他把这些字条从城堡的窗户扔出去,盼望救主会把它们拾起来。

    他与救主所立的约是:“亲爱的救主,愿祢属于我,我也愿意属于祢。”

    在哈雷接受教育

    亲岑多夫十一岁时,被送到哈雷的皇家学校。那所学校被公认为培养年轻贵族最好的地方。

    哈雷是敬虔主义运动的中心,当时的领袖是奥古斯特·赫尔曼·弗兰克。他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。

    不幸的是,这孩子入学时,母亲写了一封信给学校,提出了一项出于好意、结果却不理想的要求。她提到,儿子很有才华,正因为这样,必须压一压他,免得他因自己的才干而骄傲自大。

    这恰好符合弗兰克的神学观,因为弗兰克相信人的本性是败坏的。所以,这孩子一入学,就受到严格管教。他被安排到一个低于他原先所预备程度的班级,又被要求做最卑微的杂务;即使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,也会受到严厉斥责。

    尽管如此,总的来说,他的学业成绩仍然很好,而且竭尽全力向人传讲,引领人归向基督。离校以前,他交给校长一份名单,列出了他所建立的七个祷告聚会。

    他在一封信中提到,自己“每天都有机会听见有关基督国度、使人得造就的消息”。我们要记得,这个小男孩是一位伯爵,而且是帝国伯爵,属于最高的爵位等级之一。因此,用餐时,他坐在校长身旁。

    这样,他便有许多机会,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宣教士、为耶稣基督福音作见证的人,以及在各地遭受逼迫的人。他有机会在用餐时听他们说话;这些交谈激发了他心中对主的热忱。

    他能看见敬虔生活所面临的种种拦阻,也能看见其中的益处。他渴望为信仰受苦,冲破一切阻碍,并以最卑微的生活境况为满足。这些心志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。

    在维滕贝格的求学经历

    十六岁时,他从哈雷的学校转到维滕贝格大学。原因是,他的监护人认为,应当把他送进大学,消除他身上的敬虔主义倾向,并预备他为国家效力。

    我们必须记得,当时的维滕贝格大学是正统派的中心,也就是路德宗正统派的中心。那时,敬虔主义运动与路德宗正统派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。

    所以,这位年轻人一到大学,便受到那里神学家的怀疑。同学们也因他严谨克己的生活而嘲笑他。

    但他立定心志,不让任何人夺去他向着主的心。因此,他过着极其严格的生活,成为一个严守规矩的敬虔主义者。他整夜祷告、默想,每周禁食一天。他研读圣经,就像一个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见圣经的人一样。

    他到那里原是学习法律,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法律上。他承认,自己虽然民法学得不错,却不是因为对这门学科格外用功。他心中所爱的,是十字架的神学。

    然而,他不获准旁听神学课程,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研读神学。

    在维滕贝格求学期间,他发现了一件事:敬虔派与路德宗正统派之间,有一个共同的基础。他称之为“心灵的基督教信仰”。

    他发现,这种心灵的基督教信仰,就是内心对耶稣基督个人而亲密的敬爱,以及对一切承认祂为救主之人的爱,能够超越信条、敬拜形式和教会组织的一切藩篱。无论在哪里,凡有这种信仰的人,都能立刻彼此认出;这也成为所有基督徒相交的共同基础。

    公职生涯与贝特尔斯多夫庄园

    至此,亲岑多夫的教育已经完成。最初十年,他在外祖母家中受教;后来,他在哈雷皇家学校受教育,又到维滕贝格大学求学。为了完成整个教育过程,他还进行了前面提过的欧洲游历。

    如今他已二十岁,必须决定将来的人生道路。就他自己而言,他愿意服事教会;但这并不是亲友们的愿望。

    最后,他顺从家人的心意,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命,担任萨克森宫廷的法律顾问。因此,他必须迁居德累斯顿。

    但在前往以前,他心里立定志向,不让世界把他从主身边夺走。他决意放胆承认主。在德累斯顿的那些年间,他在家中举行聚会。

    他从1722年到1727年一直在那里任职,此后便请假离职。

    1722年,他成年以后,从外祖母手中买下了一座庄园,就是贝特尔斯多夫庄园,并将它开辟为主在地上的园子。他祷告,愿这个地方成为避难所,接待各类、各宗派中受压迫、遭逼迫的基督徒。

    守望村的建立

    他并没有等候很久。当时,克里斯蒂安·大卫正在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那些隐藏的余种寻找避难之所。

    这些隐藏的余种,就是弟兄合一会(Unitas Fratrum)所余留下来的人。这个运动实际上在宗教改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对他们而言,基督就是他们全部的教义,与祂相交则是他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。

    然而,他们遭受逼迫。罗马教会视他们为异端,国家则视他们为叛徒。他们几乎被消灭殆尽,但仍有少数余民存留下来。

    克里斯蒂安·大卫正设法为这些可怜的人寻找避难之所。1722年,他遇见了亲岑多夫,向他说明情况。亲岑多夫立即回应说:“你的朋友中,凡愿意来的,都让他们到这里来吧。我会给他们土地建造房屋,其余的,基督会赐给他们。”

    克里斯蒂安·大卫随即着手行动。他返回摩拉维亚,于1722年6月17日,带领一行十人抵达这里,其中有六名成人和四个年幼的孩子。

    亲岑多夫当时不在,因为他正在德累斯顿的宫廷任职。不过,他的管家在一座名叫胡特山的山脚下,给他们安排了一处位置适宜的土地。

    克里斯蒂安·大卫不肯耽搁。6月17日,他砍下第一棵树,准备在那里建造房屋。当他挥斧砍树时,引用了诗篇84:3:

    连麻雀也找着房屋;
    燕子也为自己找着窝巢。

    就在这么早的时候,这个流亡者的聚居地已经有了名字。其实,这名字并不是亲岑多夫起的,而是他的管家起的。管家在写给亲岑多夫的报告中说:

    愿神使伯爵阁下能够在这座名叫胡特山的山上建立一座城镇;愿这城镇不仅常在主的看顾之下,其中所有的居民也不断为主守望,使这里昼夜都不静默。

    换句话说,这个地方既在主的看顾之下,也是神的子民为主守望的地方。它的德文名字就是 Herrnhut,也就是“守望村”。

    避难者的多样背景与内部纷争

    随着守望村不断发展,居民的背景也越来越多样。避难者不仅来自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,也来自德国各地。他们都渴望自由地敬拜,并持守那些天主教的逼迫也未能使他们放弃的信仰原则。

    除了弟兄合一会的后裔,还有来自路德宗家庭的避难者,以及敬虔派、改革宗、分离派、施文克费尔德派和罗马天主教徒。

    背景如此复杂,产生纷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那段时期,他们不仅面对外来的反对,也经历内部的分裂。

    亲岑多夫是贝特尔斯多夫的庄园领主。他写道:

    我本来很容易找到办法,把这些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的人赶走。但我相信,主在这些流亡者中有一项伟大的工作要作。

    他认为,在一切信仰问题上尊重良心的自由,最符合神的旨意。因此,他不断竭力寻求基督徒的合一。

    群体的和解与合一

    1724年秋天,他邀请所有避难者分别到家中,与他私下讨论彼此争议的问题。他用了整整三天三夜,与这些弟兄交谈。

    他们持续交谈,连吃饭也顾不上。直到凌晨两点才散去,休息三个小时后,又再次聚集。

    亲岑多夫使他们明白,宗派与知识或许有某种关联,但宗派与爱并无关联。他向他们讲解圣经,这便成为这些弟兄走向合一的开始。

    不过,纷争还没有完全平息。然而,新的一天正在破晓。

    正如前面提过的,1727年,亲岑多夫向宫廷请假,搬回贝特尔斯多夫,为要全心投入,化解纷争,并照顾住在庄园里的人们的灵魂。

    他那充满爱而不偏不倚的心、非凡的忍耐,以及不住的祷告,开始成就了这和好的职事。

    5月12日下午,他召集守望村的全体居民,向他们讲了三个小时。他讲到分裂的害处,以及基督徒合一的福分。

    他向他们提出并解释了彼此应当遵守的规定,以及不可行的事。换句话说,他拟定了规章,用以规范这个群体的生活。他既是庄园领主,自然也是这个群体的负责人。

    他为居住在这里的人制定了规章制度。他们必须遵守,否则就会受到处罚。这是民事管理的一面。

    他也给他们订立了一份称为《弟兄之约》的约章,约束大家按照使徒的准则行事。这些条款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,而是他们自愿同意、共同生活在基督徒团契中的基础。

    伯爵宣告,就在那一天,守望村正处于两种可能之间:要么成为宗派的巢穴,要么成为一个活的会众。

    那一天,他在神面前与众人立约。经过这样的劝勉,大家都为自己在信仰上的争吵感到羞愧,一致愿意将这些事永远放下,不再追究。

    他们也真诚地弃绝自爱、己意、悖逆,以及任意而行的思想。他们愿意灵里平和,谁也不寻求高过别人,人人都盼望在凡事上受圣灵的教导。

    从那时起,一种新的灵临到整个会众中间。那里有喜乐,有平安,也有圣洁的期待。

    1727年8月13日的圣餐聚会

    8月13日,是这个已经和好的群体第一次一同领圣餐的日子。他们要聚集在一起记念主;这是他们和好以后第一次这样聚集。

    为此,亲岑多夫走访了聚居地里的每一个家庭。他忠诚、友善而亲切地与他们交谈,预备他们参加这次聚会。

    当他们聚集,一同领受饼和杯时,一股恩膏流过每一个人。他们在难以言喻的喜乐和爱中,受浸归入同一位圣灵。

    众人都深信,当他们领受羔羊受苦所带来的福分、彼此相交时,圣灵带着祂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临到了他们。全体会众返回守望村时,仿佛成了一个新生的教会。

    当时在场的一位摩拉维亚弟兄说:

    1727年8月13日,全体羊群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,受到那藉基督的血使人与神和好之道的能力所触动。他们深深被折服、被感动,心中燃起了对救主新的信心和爱,也燃起了彼此之间由衷的爱。这爱如此激励他们,以致他们自发地流泪相拥,彼此联结,长成一个圣洁的合一群体。

    于是,那古老的摩拉维亚弟兄合一会,仿佛从灰烬中重新兴起。

    克里斯蒂安·大卫写道,这实在是神的神迹:来自这么多不同宗派的人——天主教、路德宗、改革宗、分离派、施文克费尔德派等等——竟然能够被熔合为一。

    大卫·尼奇曼说:“从这时起,守望村成了基督一个活的会众。”施潘根贝格说:“圣灵亲自给他们施浸,使他们归入同一个爱中。”

    亲岑多夫认定,8月13日是圣灵浇灌在会众身上的日子。这就是他的五旬节。

    延续百年的祷告守望

    他们藉着基督的血所经历的交通与合一,是如此丰富,必然要在行动中表达出来。

    8月27日,二十四位弟兄和二十四位姊妹一同立约,要在昼夜的每一个小时祷告。每个人承担一个小时,使为守望村及其见证而献上的祷告昼夜不断。

    在亲岑多夫的鼓励下,这件事扩展到整个聚居地。所有弟兄姊妹都参与了这种按时轮值的代祷。

    无论昼夜,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,无论在本乡还是异地,祷告都昼夜不断地上达神面前。这样的祷告持续了一百年。

    摩拉维亚宣教事工的开端

    8月13日的那次经历,使亲岑多夫心中的热忱转向失丧的人,渴望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。

    1731年4月,亲岑多夫前往哥本哈根,参加克里斯蒂安六世的加冕典礼。他在那里遇见一位名叫安东尼·乌尔里希的奴隶,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圣托马斯岛。

    安东尼告诉亲岑多夫,他曾多少次站在岛上的海岸,心里向着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叹息。他又告诉他,自己的兄弟亚伯拉罕、姊妹安娜,以及西印度群岛许多其他奴隶,是何等渴望听见福音。

    亲岑多夫回来以后,于7月23日向众人转述了安东尼的话。就在那天晚上,两个年轻人——伦纳德·多伯和托比亚斯·洛伊波尔德——各自做了一个梦。

    在梦中,他们听见神呼召他们到圣托马斯岛传福音。第二天,两人一起散步,彼此分享所做的梦。他们惊讶地发现,自己竟然领受了同样的呼召。于是,他们俯伏在神面前,将自己献给祂。后来,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亲岑多夫和其他人。

    这里,我得稍微回头补充一下。7月29日,安东尼被带到守望村,好亲自向众人述说情况。安东尼对他们说:“除非你们自己也成为奴隶,否则,你们没有办法向奴隶传福音。”

    这两个年轻人感受到了呼召。不过,亲岑多夫和其他人在神面前都十分谨慎,没有贸然行事,而是继续将这件事摆在主面前。

    直到一年以后,也就是1732年6月16日,多伯才写信给亲岑多夫。他说:“如果有另一位弟兄愿意与我同去,我已经预备好,自己也成为奴隶。”

    那时,他们通常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事情。于是,他们祷告,然后抽签。签抽出来,多伯被选中了。给多伯的话是:“让这少年人去吧,因为主与他同在。”

    大卫·尼奇曼也被选中与他同去。他是个木匠,已经结婚。他们预定四个月后回来报告。

    1732年8月21日清晨,这两位弟兄步行出发,前往哥本哈根。他们背着行囊,口袋里装着三十先令,心中怀着基督那不可胜过、拥抱众人的爱。

    这就是近代普世宣教运动的开端。

    摩拉维亚宣教的原则

    关于他们的宣教策略,可以提出以下几点。

    1. 向未信的人讲述神的羔羊,直到你再也无法讲述为止。 换句话说,不要试图向他们讲别的,只要向他们讲神的羔羊。

    1. 让人看见你们是怎样的人,他们就不得不问:“是谁造就了这样的人?”

    1. 宣教士应当自食其力, 为要教导当地人认识劳动的尊严。

    1. 绝不可试图辖制弟兄,反要谦卑自己,藉着圣灵的能力赢得他们的敬重。

    自愿前往宣教工场的人如此之多,以致有一个时期,每四个人中,就有一个人在外宣教。他们前往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。他们去了格陵兰,也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传扬福音。

    即使过了将近两百年,埃弗拉德·E.迈尔斯在1921年仍然说,每九十二位摩拉维亚信徒中,就有一位在宣教工场上。

    放逐与寄居的岁月

    后来,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。这项新兴工作的生命力,是十八世纪所不能容纳的。无论在宗教、社会,还是政治层面,十八世纪都还没有预备好。

    由于亲岑多夫具有帝国伯爵的身份,又因这一切事情的发生,他遭到了控告。最后,他被逐出萨克森,成了一个流亡者。

    从1736年4月到1747年10月,他一直流亡在外,在世界各地漂泊,不获准回家。

    然而,当亲岑多夫听见这个消息时,他已经预备好了。他说:

    这没有多大关系。反正十年之内,我也不可能回到守望村,因为时候已经到了,这个作客旅的会众,应当把救主带到全世界。无论在某个时刻,救主在哪里有最多的工作要我们去做,那里就是我们的家。

    他认为,在地上单单作一个客旅,是一种特权。

    我从经历中学会了,无论在哪里,处处都能以之为家,这是一种幸福;正如祂,就是我们的主,祂一生大部分的日子,也是在作客旅和流亡中度过的。

    十年之中,情形就是如此。他和同行的人走遍欧洲大陆——柏林、瑞士、荷兰、英国,以及其他各处。无论走到哪里,他们都传道、唱诗、祷告。

    晚年生活与离世

    现在,我们必须略过一些事情,来到他最后的日子。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,他回到守望村的家中;因为十年以后,放逐令被撤销了,那项控告也被证实是虚假的。

    在最后五年里,他一直受到一种热病的困扰,那是他访问加勒比海诸岛时染上的。然而,他在病中所做的,比大多数人在健康时所做的还要多。

    1760年5月初,他发起了严重的高烧,病情日益恶化。大约一百位弟兄姊妹聚集在他的卧室里,围绕着他。

    他转向大卫·尼奇曼,说:

    起初,你可曾想到,救主竟会成就这么多的事,使我们如今在各个摩拉维亚聚居地、在其他宗派中神的儿女之间,以及在未信的人中间,有这样的光景?我原只求祂赐下未信之人中少数初熟的果子,如今却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人。你看,从教会而来的,已经有一支何等浩大的队伍,站在羔羊面前!

    5月9日清晨,他轻声对女婿约翰·德·瓦特维尔说:“现在,我亲爱的儿子,我要到救主那里去了。我已经预备好了。如果祂不再愿意在这里使用我,我已经完全预备好到祂那里去。”

    就在那一天,他进入了荣耀。

    结束祷告

    我们一同祷告,好吗?

    我们的天父,祢是我们的创造主,祢是我们的救赎主,祢是我们的救主,祢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实在赞美祢、感谢祢,因为我们在祢仆人亲岑多夫的生命中,看见了祢亲手的工作;而祢昨日、今日,直到永远,都是一样的。

    祢是我们的创造主,祢是我们的救赎主,祢是我们的救主,祢是我们的主。即使面对最软弱、最卑微、最低下、最微不足道的人,祢也没有什么不能做的。

    所以,主啊,我们实在祈求,愿祢放在祢仆人心中的那份热爱,也成为我们的热爱,使我们除了祢以外,不再有所追求。

    哦,主啊,求祢用祢的爱激励我们,使我们尽心、尽意、尽力地爱祢,因为祢是配得的。

    祢不但配得从祢仆人亲岑多夫那里接受这样的爱与热忱,祢也配得从一切蒙祢宝血救赎的人那里,接受他们的爱与热忱。

    主啊,我们求祢触摸我们,使我们恢复起初的爱。这一切都是为着祢,也为着祢的荣耀。奉我们主耶稣的名。

    阿们。